1980年，一千二百万人没有工作，报纸上叫他们“待业青年”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些想说的。 在AI技术盛行的当下，我本人很不幸的又“失业”了，更不幸的是，我卡在了35岁的档口。 正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时候。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能够躲过35岁的这个门槛，后来才发现，自己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下，如果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有可能被淘汰。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是“失业”的原由，感觉有这么两条。 一是跟不上AI发展的步伐，导致我在AI发展的这个时代，无论干什么，都显得异常吃力；二是我的工作本身是以内容创作为主，但一直欠缺深度，后来又想提高深度，但发现自己学习不够。 当然，道理虽然明白，但是想要贯彻，却并不太容易，毕竟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压断脊。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虽然不算是绝对“失业”，可在40年前，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他们一样没有工作，但却不是“失业”，报纸上有一个统一的叫法——“待业”。 那场宣布，和它留下的空位 “待业”这两个字，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用。 它的字面意思是等待就业，看不出情绪，也不带判断。但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词当时不能用。 1958年，中国宣布“旧社会的失业现象已经消失了”，这个说法有它的来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有四百多万，经过几年的救济和安置，这个问题被认为基本解决。既然失业只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社会主义社会里暂时没有工作的人，就需要另一个名字。 按公开的法规沿革梳理，从那时起，达到就业年龄而没有找到工作的人、被单位辞退的人，被统称为“待业”。 这个起点见于多份资料，但哪一份文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公开材料里没有一致的口径。可以确认的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这个词已经大面积出现在政府文件里。 它后来还进了统计。1982年人口普查的相关文件里，“待业人员”有了一个正式定义：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人要求就业而无任何职业者。 北京市1980年的一份文件里写着： “一九七九年北京市的劳动就业工作，经过广开就业门路，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安置了三十多万待业人员。” 同一份文件里还有一句：“一九八○年有待业人员二十二万。” 这里面写的是“待业人员”，不是“失业人员”。 几乎与此同时的是，学者袁方提出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待业问题 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全部就业，包括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存在待业问题。 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劳动力配置一直就是采取“统包统配”的办法，一直到2000年左右，国家才全面停止包分配制度，把就业派遣证改成了就业报到证，毕业生自主择业。 不少人还都很怀念那个时代，毕竟那个时候，工作是不用找的，房子也是单位分的。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了。 1979年，全国通过各种渠道离开农村的知青有三百九十五万三千九百人。这是知青返城几次高峰中最高的一次。 到1970年代末，城镇积累下来的待业人员总数，不同研究给出的口径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图|知青回城 学者何帆在一篇文章里还给过一个更高的预算， 1979年返城知青大约一千七百万，加上三百二十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接近两千万，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的回顾材料，1979年城镇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就有五百六十八万人，城镇失业率百分之五点四。 这里用“失业”，那是后来的回溯口径，当时的文件不会这么写。 1980年8月，全国劳动就业会议议定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文件中写道： “初步估算，今年全国约有一千二百万人需要安排。” 这是一句估算，不是一次统计。它说的是这一年要安排多少人，不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 这么多人，“统包统配”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城里也没有那么多工作。 新开出来的三条路 1980年8月2日到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由万里主持。出席的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劳动部门、知青工作部门以及部分市县的负责人，一共三百多人。 会议开了六天。开完之后，官方给出的办法写在一句话里。 人民日报1980年8月13日的头版社论里，这句话是这样的：“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这句话后来有个简称，叫“三结合”就业方针。 它把过去的一条路拆成了三条。第一条是国家分配，原文里叫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第二条是自己凑起来干，原文里叫自愿组织起来就业；第三条是自己找活路，原文里叫自谋职业。 会议还列了七条具体的就业门路。第二条门路原文写的是：“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应当积极支持待业青年办独立核算的合作社。” 第四条门路里有一句话，值得单独抄下来：“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应当受到社会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