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凌晨，成都市北较场中央军校行辕内灯火通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就在登上飞往台湾的专机前，蒋介石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红铅笔，冷冷地在一份登机撤退名单上划掉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这张写着名字的纸直接决定了谁能登机逃走。这个被临时抹去名字的心腹到底是谁？蒋介石在仓皇逃离大陆前夕，究竟布置了怎样血腥的清算命令？真实的历史远比外界传闻更加残酷。 住在北较场黄埔军校东楼官邸里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侍从人员端来的稀饭和点心，他一口都没有吃。此时摆在蒋介石面前最急迫的事情，就是核定次日离开成都飞往台北的专机随机人员名单。 蒋介石戴着老花镜，拿着毛笔和铅笔逐行审查。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名单中间的一个名字上时，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这个人是原行政院秘书处的一名资深参谋兼随员，从抗战初期就进入核心机关工作，前后随侍蒋介石整整八年。在旁人看来，此人办事小心谨慎，对上司极为恭敬，属于铁杆亲信。 然而在蒋介石心里，却对这个人存着极深的芥蒂。事情的起因在1948年年底。当时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败局已定，桂系军阀白崇禧在1948年12月24日从汉口发出逼宫电报，要求蒋介石下野停战。代总统李宗仁极力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被迫宣布引退回到老家奉化溪口，表面上不再过问政事，但他在日记和小册子里把所有支持和谈、动摇军心的人员名单逐一记录在案。蒋介石对属下的态度一贯极为严苛，平时很少当面发火痛斥，但一旦在心里认定某个人立场不稳，便会做出极其冷酷的处理。 看着这个名字，蒋介石放下了毛笔，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支红色铅笔。站在一旁的侍从副官小心翼翼地低声请示：“报告总裁，这位参事今晚已经把行李送到了机场外围招待所，是否通知他明早七点整到候机厅登机？” 蒋介石没有抬头，右手捏紧红铅笔，直接在那个名字上重重画了一道粗粗的红杠，由于下笔用力过猛，纸面都被铅笔尖划破了一个小洞。做完这个动作，蒋介石冷冷地吐出了一句话：“这个人不用通知了，让他留在成都。” 蒋介石在败退前夕不仅用红铅笔清算动摇的下属，更在暗中策划了一系列极其残酷的血腥处决行动。 1949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这场极其秘密的单独谈话中，蒋介石对毛人凤下达了坚决的口头指令：“把杨虎城在重庆秘密解决掉，一个活口也不能留。” 杨虎城将军自从西安事变之后长期被非法拘禁，辗转关押在贵州、重庆等地。到了1949年秋天，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面临彻底崩溃。蒋介石既害怕杨虎城被解放军解救出来，又对当年西安事变扣押自己的历史怀恨在心。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毛人凤立刻部署特务行动。1949年9月6日深夜，特务队长杨进兴带着副官熊祥、王少山等人，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设立埋伏。当杨虎城将军带着十七岁的儿子杨拯中走入房间时，埋伏在门后的特务突然动手，用匕首残忍杀害了杨虎城父子。 紧接着，特务们又将杨虎城年仅九岁的幼女杨拯贵，以及同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他们的幼子宋振中一同杀害。为了销毁罪证，特务们还在遗体上浇灌强酸，手段残忍到了极点。 而在处置张学良的问题上，蒋介石同样动过杀心。但张学良最终能够保住性命，关键在于宋美龄的强硬阻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宋美龄多次在蒋介石面前明确表示：当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自己做过人格保证，如果蒋介石敢对张学良下毒手，自己立刻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并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蒋介石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上严重依赖宋美龄，因此投鼠忌器，始终不敢公开杀害张学良，最终只能在1946年11月将张学良秘密押送到台湾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继续软禁。 除了对重要人物实施暗杀，国民党当局在撤退前夕展开了疯狂的财产掠夺与破坏。 根据民国中央银行保存的解密账目记录，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蒋介石绕过正常的财政拨款审批程序，命令海军运输舰和空军大型运输机，分多次秘密将中央银行国库中的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两黄金、三千五百二十万块纯银银元，以及折合两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资产，全部运往台湾基隆和高雄港口，存入台湾银行地下金库。 到了1949年12月初的成都，国库早已空虚。蒋经国携带在身边的特别活动经费总共只剩下三万块银元，用于笼络川军高级将领。而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普通基层官兵和下级公务员，连续几个月领不到一分钱军饷，手里拿着的全是早已经贬值成废纸的金圆券。许多下层官兵断粮断饷，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纷纷在解放军进军的途中放下武器投诚。 1949年12月10日中午十二点，成都市内局势彻底失控。驻守成都城防的胡宗南主力部队接连溃败，胡宗南本人眼见战局无法挽回，早已悄悄乘坐运输机从成都逃往西昌。留在城内的少数部队已经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阵地，解放军先头步兵部队距离凤凰山机场只剩下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 下午十三时许，两辆黑色防弹轿车在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卫士护送下，从北
